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文艺复兴晚期和启蒙时代早期，西方一流思想家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对东方文明有着美好的憧憬和极高的礼赞。而在启蒙后期，特别是理性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之后，中国形象逐渐被赋予负面价值，无论是黑格尔、斯宾格勒、马克思还是韦伯，他们眼中的中国文化无非是幼稚、早熟，落后和没有希望。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心态使西方从根本上疏离了东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既使西方人心灵重挫，也是他们反省自身、反观东方之新纪元的开始。
上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杰出的思想家纷纷把目光投向东方和中国，从东方文化寻求灵感资源。如与荣格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中，对道家与道教做过深入钻研并留有宏篇著述的，就有马丁•布伯、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多人。荣格可以说是一个缩影，其对中国思想的深度吸呐和出色发挥，也使他成为中西文化交流新纪元的代表性人物。
荣格的道教研究是他的“神秘主义心灵之旅”的一个组成部分。道的完满意境是诺斯替教“普累若麻”观念的延伸，内丹是炼金术的自然联想，东西方神秘主义在荣格的心理学体系当中得到会通与交融。神秘主义构成了荣格心理学僭越理性的基础，使得分析心理学更加远离了实证主义时代的特征，从而与20世纪渐成主流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相呼应。
诺斯替教是先于基督教而盛行于地中海的一种秘传宗教，作为希腊世俗理性文化之残余，它追求东方知识，汲取了波斯的善恶二元论和印度的灵魂观念，后被基督教廷视为异端而革除教门，此后以炼金术为伪装潜伏下来。直到二战后人们才在埃及和死海岸穴分别发现了藏匿的诺斯替教经典《纳格汉马迪图书》和“死海古卷”。该教信奉的中介性存在叫做“普累若麻”，意为无名的始基、尚未存在的上帝、最初者、深不可测者、绝对深渊、在始基之先者、在太初之先者或在天父之先者。此始基产生宇宙种子，在其中精神力量同物质力量潜伏在一起，因而是存在与非存在的原始同一状态，上帝和魔鬼都是它的质料。西方中世纪神秘主义鞋匠哲学家雅各布•伯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布鲁诺和后来的谢林均受其影响。
荣格说：“普累若麻中一无所有而又拥有一切受造之物，但它们并不互相消灭，而是作为有效的对立面而相互依存。在一双双对立的两极合并或脱离之时，是非常接近普累若麻的。普累若麻内便是两极合并与消散之所在。”
荣格认为，这种原始同一状态就是人格的内核，对此无意识状态的重视是东方人格保持均衡与完满的重要基础。而基督教所表现的更多是意识层面的对峙和紧张，邪恶与正义总是在激烈的斗争中、在一次次短暂的镇服中寻求平衡，而对立永无止息，人格的离散隐忧始终不能去除。这样一种紧张气氛所造成的西方文化的失重感，根本的治疗必须要面对无意识，只有在原型中才能找回西方人格失落了的平衡。而东方的瑜伽、禅、内丹术等，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透露出了这样的消息，并且在长期的探索之中积累了丰厚的经验，足可以供西方人学习和借鉴。
从本质上讲，精神分析心理学是非理性主义时代的产物，是对实验主义心理学的根本校正。理性可以支配科学，成就伟大的科学时代，但不能支配宗教、伦理道德、艺术等，理性主义昌盛所伴随的是宗教的衰落、道德的乏力和艺术的苍白。所以有了尼采的反叛，有了弗洛伊德的宣示，有了存在主义的呐喊和后现代主义的狂涛巨澜。理性主义的极端化，狭限了人的精神的域界，一切隐密都成为不合法，不可言说即是不存在，任何心灵的想像都有可能沦变成为科学的仇敌而遭到贬弃。所以理性主义的时代绝对不能容纳任何带有神秘印记的资源，不管它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
非理性主义的崛起冲破了科学主义对人的精神和心灵世界的桎梏，打开了更加复杂的人性之万花筒，一切公开的、隐密的，可言的、语默的，想像的、真实的，都统统坦露在惊异而茫然的世人面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纷纷转换视角，试图重新审视对人的内心精神现象。理性主义时代不被重视甚或遭受封杀的问题、思想、人物及流派重又浮现；尘封已久的资源一一被打开；与近代以来西方之主流精神大异其趣的东方传统也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荣格所着力揭示的非理性主义的心灵世界已经愈来愈引起普遍的兴趣并成为精神性学科探讨的重点，而他的理论与方法也获得了典范的意义。
（荣格在晚年时，曾一度身着道袍，隐居在苏黎世的一个塔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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