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是明代王守仁的哲学著作集，王守仁，本名王云，浙江余姚人，学者称阳明先生，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二十八登进士第，是任刑部、兵部和吏部的主事，他是文人领兵作战的特殊人物，因镇压农民起义而受到朝廷重用，晚年讲学，有许多弟子，他的学说在晚明时期影响很大，他的著作后人编为《王文成公全书》共三十八卷，《传习录》和《大学问》是他的哲学代表作。
《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卷上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卷中是王守仁写给别人的七封信，卷下是一部分语录和《朱子晚年定论》（包括王守仁写的序和摘录的朱熹的三十四段话），这本书由王守仁的门人徐爱和钱德洪编辑而成，它包括了王守仁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研究王守仁思想的主要资料。
《传习录》继承了陆九渊“心学”思想，加工论证了“心学”体系，谈到了心与物的关系，提出“心外无物”的命题，他指出耳、目、口、鼻、四肢尽管可以有不同的感觉，但它们必须作用于心脏才能产生感觉，他说心是感觉的主宰，是一切认知的基础，任何器官与外界的接触，如果不用心便不会产生知觉，也不会意识到这个事物的存在和性质，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人心不在焉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都不会影响到我们，就好像他们没有见过一样，王守仁把这种现象加以夸大和绝对化，认为所有的事物离开了心都不能存在，他说山里的花“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同归于寂；你来看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他还提出了“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理”是一种功能，没有用心去感受事物物，事物本身就不存在，哪里还有什么“理”。
《传习录》提出“致良知”的学说，“良知”就等于心，是万物的本源和主宰，就是“天理”，这天理就是人们心中与生俱来的道德观念，“致良知”就是
道德修养和实践的过程，针对朱熹提出的“格物致知”的观点，王守仁认为“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为恶时格物”，物不在心外，因此格物也就是闭门修养、体悟本心，“致良知”的作用是认识追求的目标和评价认识的标准，是一系列的伦理标准，“致良知”的目的是实践封建道德也就是“行”，王守仁认为不应该把知和行分成两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要意识到就会有相应的行动，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发现了人类活动的有意识、有行为性，便把意识和人类的活动看作是一体的，他的这种观点也体现在生活之中，在镇压农民起义时，他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因此他从事讲学，采取措施缓和阶级的矛盾，以“破心中贼”为根本目的，《传习录》中所阐述的心理学的观点、“致良知”的理论、“知行合一”的理论，是哲学中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但也是强调道德价值的正确性和持久性，宣传和贯彻这种道德价值的方法，因此可以说是一种道德哲学，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独创性。
《传习录》卷下的后半部分时《朱子晚年定论》，它是王守仁从朱熹的书礼中，搜集了一些与自己的观点相近的片段后汇编而成的，王守仁以此来说明朱熹晚年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完全一致，这样既肯定了自己的观点，又打击了朱熹思想的垄断地位。
王守仁在《传习录》中阐述的的心学思想对后世哲学发展影响很大，同时，他在书中说，要求以心为本，蕴含着强调主体意识、自力更生精神、不依赖他人、不迷信权威的观点，冲击和推毁了封建伦理道德、对凝固的程朱理学，对封建时代的一些改革家、思想家、以及今天的企业家管理经营理念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但王守仁只强调道德不重视知识，只重视直觉内省而忽视理性思维，反过来给后人带来消极影响。无论如何，和古代思想家相比，王阳明心学代表中国近代哲学的最高思维境界，这样的评价是名副其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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